《天子不能承认错误》的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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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有几位书友对此有疑惑，就稍微讲一下。
首先第一点：古华夏文明从尧舜时代的禅让，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民主推举，发展到世袭封建帝王制度，并不是一步到位，突然某一天就彻底转变，而是循序渐进的。
禅让制度，也就是民主推举制度的盛行，是在尧、舜、禹时的部落联盟领袖时期出现，并逐渐成为定制。
直到夏朝，华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个世袭制朝代。
问题的关键，也恰恰就在这里。
夏朝成为世袭制朝代，并不是说夏朝一成立，就彻底推翻了尧、舜时期的禅让制度，而是试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变，即：既然是禅让，那君王临死时，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子嗣，究竟可不可行？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夏朝的统治者便对储君的培养愈发看重——毕竟这个儿子，是要通过‘禅让’继承社稷的，就算无法成为舜、禹那样不容置疑的‘天下最贤者’，也起码得说得过去。
而夏之后，商、周，乃至于成立帝国的嬴秦，都是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推进，逐渐形成‘表面上禅让，实则是世袭’的帝位传承制度。
也正是在这个‘任人以贤’的传承制度作为内在逻辑之下，秦始皇驾崩之后，天下才会出现‘二世胡亥残暴，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的舆论。
——为什么？
因为按照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，传闻中的扶苏比二世胡亥贤明。
就算赵高、李斯没有矫诏，始皇嬴政真的传位给了胡亥，但从胡亥继位之后的表现来看，依旧无法满足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。
只不过，尧舜禅让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，到了秦时，虽然‘禅让’是理论上的帝王传承规则，但实际上，世袭制度也已逐渐成为可意会、不可明说的潜规则；
再加上秦并非是新兴王朝，而是从姬周诸侯国转变成为王朝的统一政权，就更使得‘禅让’的帝位传承规则愈发摇摇欲坠，所以，为了堵上‘胡亥得立，乃始皇遗诏亲定’的漏洞，便有了当世普遍以为的‘赵高、李斯矫诏，杀公子扶苏’。
这样一来，胡亥暴虐，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得位；又赵高、李斯矫诏，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唯亲’的世袭制度得位。
结合以上两条，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‘胡亥得位不正’的结论，为秦末义军反抗嬴秦统治，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理依据。
至于赵高、李斯究竟有没有矫诏，根本没有人知道，他们自己从未承认，也从未有人拿出过证据。
‘赵高李斯矫诏杀扶苏，扶立二世胡亥’的说法，严格意义上，只是当世人以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推演而出：扶苏公子贤明仁义，胡亥暴虐，始皇肯定不会立胡亥，更不会留遗诏毒杀公子扶苏，所以这肯定是赵高、李斯矫诏。
但实际上，如果以‘始皇真的想要让胡亥继承社稷’为前提，去倒推动机的话，始皇嬴政遗诏赐死扶苏、蒙恬，在逻辑上是完全说的通的。
首先，始皇身前未立皇后；而没有皇后，就意味着没有嫡子。
按照周礼中所规定的‘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’的传承规则，没有嫡子的始皇嬴政，更应该把皇位留给年纪最大的儿子。
根据当代可以查阅的史料，这个‘当立之长子’，便是公子扶苏。
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苏更为年少，甚至是始皇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，排行第十八。
这样一来，始皇为了替儿子扫除障碍，临死带走理论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公子扶苏，是完全符合常理的。
从这个逻辑出发，甚至连胡亥登基之后大肆残害手足，也完全说得通——作为嬴政最小的儿子，胡亥要想坐稳江山，确实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哥哥们全都杀死。
或许这么说有点奇怪，但举个类似的例子，大家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
——景帝第十子刘彻，在景帝刘启死后，同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让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‘寿终正寝’，最典型的河间献王刘德，更是被武帝刘彻一句‘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王自图之’给活活吓死。
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，都曾因为年幼，忌惮‘非嫡非长，得位不正’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，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，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。
回到正题：始皇嬴政驾崩之后，天下因‘禅让制度’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，而引发出了‘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‘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’的舆论，那么到了汉朝，又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从史料记载，我们就不难发信啊：秦之后，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；
其一应律法规章、礼法制度，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：汉承秦制、周礼。
说得再简单点：除了嘴上骂秦‘残虐无道’之外，刘汉的法律条令、规章制度，基本都是沿用前朝，也就是嬴秦。
甚至就连《汉律》，都是汉相萧何在《秦律》的基础上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、增补，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。
光从‘汉承秦制’，以及‘秦二世而亡，随后汉立’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，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：到了汉室，起码在汉初，皇位的传承制度，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，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。
但相较于秦，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，朝着‘世袭’的方向更近了一部。
这一点，我们从史料记载中，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，公卿百官多以‘立嫡立长’的世袭准则为劝谏，便可以看出。
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‘太子仁善，可即宗庙’来看，以‘任人唯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，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。
那么，这种情况，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？
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华夏帝王开始丢开‘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’的遮羞布，转而直接承认‘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’呢？
关于这一点，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：‘禅让’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，因天下民生凋零，生民哀鸿遍野，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，汉武帝刘彻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。
武帝罪己诏，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，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，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。
首先，便是‘天子罪己’，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，彻底撕碎了‘天子因贤明而得立’的遮羞布，从而间接宣告了‘任人以贤’为准则禅让制度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；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，开始由内而外、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。
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，就是：尧舜之时，大家是真的禅让，所以犯错没关系，认错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，反正早晚都要禅让。
而在尧舜之后，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，大家都是从‘真的禅让’，一点点朝着‘只世袭，不禅让’的方向挪动，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，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，正式抵达‘只世袭，不禅让’的彼岸。
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，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，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。
——成王幼，周公姬旦摄政，得天下共举，仍还政与成王；
——康王幼，召公姬奭助政，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，尊尊教诲康王成人，而后还政。
有了这两件‘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，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’的著名按理，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。
从另外几件事，我们也能看出：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，‘禅让’制度，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。
如西汉末年，王莽便是通过‘禅让’，得以成立新朝；只不过最终，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。
又比如东汉末年，三国时期，魏王曹操薨故之后，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‘禅让’的方式，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；只不过最终，被司马家摘了桃子，魏亡而晋兴。
从这两例‘通过禅让得位，最终又都失去皇位’的事件中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：在武帝罪己诏之后，禅让制度虽然还倚靠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，但早就已经没有了实际施行的基础，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认可。
最后，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：既然皇帝不能认错，那武帝发罪己诏，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？
可实际上，武帝颁罪己诏，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？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：武帝罪己诏，之所以没有‘威仪大损’，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‘乃族之荫’。
诚然，作为青史留名的‘武皇帝’，世宗刘彻的武功，堪称是青史含有。
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，或者说是爱好者，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：相较于武功，武帝刘彻的文治，几乎可以用‘不肖父祖’来形容。
在刘彻之前的文帝、景帝时期，天下轻徭薄税，生民安乐，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，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。
——三十税一，就是百分之三点三，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但在刘彻继位之后，短短二十年间，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，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。
这些钱，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？
从史料来看，显然不是。
——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，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，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、兴建宫阙，以及封禅、巡游、享乐之上。
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，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，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。
也正是因此，在卫、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，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，逐渐从‘闻战则喜’，转变成了‘闻战则恼’的态度，最终，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，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，甚至不得已推出了‘武功勋’这样的补丁制度。
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，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，而不是汉炀帝，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。
一、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，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。
二、刘彻的祖父，是刘恒。
甚至比起前一点，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。
或许有读者不清楚：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，其在位时期的威望、民望，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，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。
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，起义军打入长安，都没敢对这位‘在世圣人’的陵寝有丝毫不恭。
所以，武帝刘彻的罪己诏，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，一来，是天下人的心中，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，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，也曾用缴获的牛羊，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。
再有，便是大家再不满，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：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，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，就算了吧。
毕竟人家天子之身，还甩下脸道歉了，还能怎么办呢？
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，再坏，又能坏到哪儿去呢？
与武帝刘彻所在的时代背景所不同：文中，刘邦作为开国皇帝，天然肩负着‘为社稷立本’‘为后世之君树立榜样’‘为刘汉法统无限加持光环’的使命。
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后，刘邦还曾通过‘赤帝子’的传说，通过神话自己的方式，来加固刘汉的法统。
在开国皇帝的身份、由神话加持的法统，以及乱世方止，甚至还没完全结束的时代背景等因素之下，赤帝之子，是绝对不会‘犯错’，也绝对不能认错的。
今日两更，这张不算，大家稍安勿躁。
看到有几位书友对此有疑惑，就稍微讲一下。
首先第一点：古华夏文明从尧舜时代的禅让，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民主推举，发展到世袭封建帝王制度，并不是一步到位，突然某一天就彻底转变，而是循序渐进的。
禅让制度，也就是民主推举制度的盛行，是在尧、舜、禹时的部落联盟领袖时期出现，并逐渐成为定制。
直到夏朝，华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个世袭制朝代。
问题的关键，也恰恰就在这里。
夏朝成为世袭制朝代，并不是说夏朝一成立，就彻底推翻了尧、舜时期的禅让制度，而是试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变，即：既然是禅让，那君王临死时，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子嗣，究竟可不可行？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夏朝的统治者便对储君的培养愈发看重——毕竟这个儿子，是要通过‘禅让’继承社稷的，就算无法成为舜、禹那样不容置疑的‘天下最贤者’，也起码得说得过去。
而夏之后，商、周，乃至于成立帝国的嬴秦，都是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推进，逐渐形成‘表面上禅让，实则是世袭’的帝位传承制度。
也正是在这个‘任人以贤’的传承制度作为内在逻辑之下，秦始皇驾崩之后，天下才会出现‘二世胡亥残暴，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的舆论。
——为什么？
因为按照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，传闻中的扶苏比二世胡亥贤明。
就算赵高、李斯没有矫诏，始皇嬴政真的传位给了胡亥，但从胡亥继位之后的表现来看，依旧无法满足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。
只不过，尧舜禅让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，到了秦时，虽然‘禅让’是理论上的帝王传承规则，但实际上，世袭制度也已逐渐成为可意会、不可明说的潜规则；
再加上秦并非是新兴王朝，而是从姬周诸侯国转变成为王朝的统一政权，就更使得‘禅让’的帝位传承规则愈发摇摇欲坠，所以，为了堵上‘胡亥得立，乃始皇遗诏亲定’的漏洞，便有了当世普遍以为的‘赵高、李斯矫诏，杀公子扶苏’。
这样一来，胡亥暴虐，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得位；又赵高、李斯矫诏，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唯亲’的世袭制度得位。
结合以上两条，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‘胡亥得位不正’的结论，为秦末义军反抗嬴秦统治，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理依据。
至于赵高、李斯究竟有没有矫诏，根本没有人知道，他们自己从未承认，也从未有人拿出过证据。
‘赵高李斯矫诏杀扶苏，扶立二世胡亥’的说法，严格意义上，只是当世人以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推演而出：扶苏公子贤明仁义，胡亥暴虐，始皇肯定不会立胡亥，更不会留遗诏毒杀公子扶苏，所以这肯定是赵高、李斯矫诏。
但实际上，如果以‘始皇真的想要让胡亥继承社稷’为前提，去倒推动机的话，始皇嬴政遗诏赐死扶苏、蒙恬，在逻辑上是完全说的通的。
首先，始皇身前未立皇后；而没有皇后，就意味着没有嫡子。
按照周礼中所规定的‘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’的传承规则，没有嫡子的始皇嬴政，更应该把皇位留给年纪最大的儿子。
根据当代可以查阅的史料，这个‘当立之长子’，便是公子扶苏。
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苏更为年少，甚至是始皇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，排行第十八。
这样一来，始皇为了替儿子扫除障碍，临死带走理论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公子扶苏，是完全符合常理的。
从这个逻辑出发，甚至连胡亥登基之后大肆残害手足，也完全说得通——作为嬴政最小的儿子，胡亥要想坐稳江山，确实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哥哥们全都杀死。
或许这么说有点奇怪，但举个类似的例子，大家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
——景帝第十子刘彻，在景帝刘启死后，同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让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‘寿终正寝’，最典型的河间献王刘德，更是被武帝刘彻一句‘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王自图之’给活活吓死。
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，都曾因为年幼，忌惮‘非嫡非长，得位不正’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，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，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。
回到正题：始皇嬴政驾崩之后，天下因‘禅让制度’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，而引发出了‘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‘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’的舆论，那么到了汉朝，又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从史料记载，我们就不难发信啊：秦之后，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；
其一应律法规章、礼法制度，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：汉承秦制、周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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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就连《汉律》，都是汉相萧何在《秦律》的基础上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、增补，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。
光从‘汉承秦制’，以及‘秦二世而亡，随后汉立’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，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：到了汉室，起码在汉初，皇位的传承制度，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，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。
但相较于秦，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，朝着‘世袭’的方向更近了一部。
这一点，我们从史料记载中，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，公卿百官多以‘立嫡立长’的世袭准则为劝谏，便可以看出。
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‘太子仁善，可即宗庙’来看，以‘任人唯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，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。
那么，这种情况，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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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帝罪己诏，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，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，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。
首先，便是‘天子罪己’，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，彻底撕碎了‘天子因贤明而得立’的遮羞布，从而间接宣告了‘任人以贤’为准则禅让制度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；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，开始由内而外、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。
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，就是：尧舜之时，大家是真的禅让，所以犯错没关系，认错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，反正早晚都要禅让。
而在尧舜之后，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，大家都是从‘真的禅让’，一点点朝着‘只世袭，不禅让’的方向挪动，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，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，正式抵达‘只世袭，不禅让’的彼岸。
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，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，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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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西汉末年，王莽便是通过‘禅让’，得以成立新朝；只不过最终，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。
又比如东汉末年，三国时期，魏王曹操薨故之后，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‘禅让’的方式，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；只不过最终，被司马家摘了桃子，魏亡而晋兴。
从这两例‘通过禅让得位，最终又都失去皇位’的事件中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：在武帝罪己诏之后，禅让制度虽然还倚靠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，但早就已经没有了实际施行的基础，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认可。
最后，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：既然皇帝不能认错，那武帝发罪己诏，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？
可实际上，武帝颁罪己诏，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？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：武帝罪己诏，之所以没有‘威仪大损’，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‘乃族之荫’。
诚然，作为青史留名的‘武皇帝’，世宗刘彻的武功，堪称是青史含有。
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，或者说是爱好者，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：相较于武功，武帝刘彻的文治，几乎可以用‘不肖父祖’来形容。
在刘彻之前的文帝、景帝时期，天下轻徭薄税，生民安乐，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，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。
——三十税一，就是百分之三点三，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但在刘彻继位之后，短短二十年间，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，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。
这些钱，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？
从史料来看，显然不是。
——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，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，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、兴建宫阙，以及封禅、巡游、享乐之上。
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，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，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。
也正是因此，在卫、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，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，逐渐从‘闻战则喜’，转变成了‘闻战则恼’的态度，最终，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，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，甚至不得已推出了‘武功勋’这样的补丁制度。
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，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，而不是汉炀帝，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。
一、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，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。
二、刘彻的祖父，是刘恒。
甚至比起前一点，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。
或许有读者不清楚：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，其在位时期的威望、民望，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，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。
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，起义军打入长安，都没敢对这位‘在世圣人’的陵寝有丝毫不恭。
所以，武帝刘彻的罪己诏，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，一来，是天下人的心中，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，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，也曾用缴获的牛羊，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。
再有，便是大家再不满，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：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，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，就算了吧。
毕竟人家天子之身，还甩下脸道歉了，还能怎么办呢？
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，再坏，又能坏到哪儿去呢？
与武帝刘彻所在的时代背景所不同：文中，刘邦作为开国皇帝，天然肩负着‘为社稷立本’‘为后世之君树立榜样’‘为刘汉法统无限加持光环’的使命。
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后，刘邦还曾通过‘赤帝子’的传说，通过神话自己的方式，来加固刘汉的法统。
在开国皇帝的身份、由神话加持的法统，以及乱世方止，甚至还没完全结束的时代背景等因素之下，赤帝之子，是绝对不会‘犯错’，也绝对不能认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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