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九十三章 瑞典老人的预言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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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,梁晓秀在斯德哥尔摩餐馆与瑞典人尼尔斯结识,他后来成为梁晓秀在欧洲的一个知己。
在欧洲,人们对瑞典人的评价不一,有人说瑞典人十分冷漠,沉默寡言,不喜欢与人来往;也有人说瑞典人心地善良,为人朴实。梁晓秀认为,从人的本性看,不论是哪个国家、哪个种族的人,都有善良、天真或阴险、奸诈的一面。
瑞典人尼尔斯与众不同,完全超越了欧洲人的思维模式,给她留下深刻印象。
在20多年时间里,他们交谈无数次,梁晓秀对欧洲和欧洲人有了更深刻进的认识。尼尔斯于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中国上海,父亲是瑞典商人。他在上海读书,直到十几岁才返回瑞典。早在1965年,作为瑞典商人,他就开始定期往返于中国和瑞典之间,到中国的次数不计其数。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超过一般欧洲汉学家,可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。
尼尔斯十分友善,在他身上几乎体现了中国人的所有美德:热情,友善,好客,谦虚,幽默。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,让梁晓秀感到惊讶。每当谈到中国时,他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,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。在他看来,中国就是好,无论从哪方面看,中国都是好样的。他的中国情结之深,绝对会让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国人感到汗颜。在梁晓秀看来,他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之深,把握之准确,已经超过了一般中国老百姓,更胜过那些所谓的欧洲汉学家。
尼尔斯热爱中国文化,几十年来收藏了一些中国的文物。梁晓秀在他家看过那些中国藏品: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品,还有一些中国古画赝品,如唐伯虎等人的仿制品;他藏有一些中国的青铜器,不过他说请中国上海的青铜器专家鉴定过,说都是赝品;但他的几件中国古代家具倒是真品。
起初他们之间的交谈还是泛泛的,没有过多深入的交谈;自2005年起,他们的谈话变得深入了,那时尼尔斯已经70岁了,他讲了许多肺腑之言,梁晓秀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,和他逐一探讨。
瑞典老人对中国的评价归纳起来有如下主要观点:
中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派出一兵一卒。中国在非洲、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;
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在不远的未来超过欧洲,超过美国,居世界第一位。2030年,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。
中国应该特别关注教育和医疗问题,因为教育和医疗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。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,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。
中国的腐败没什么大不了的,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那个问题。
中国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,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非常好,值得全世界学习。
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,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。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
欧美国家总是和中国谈论所谓的中国民主和人权问题。这是愚蠢的行为。
现在是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时候了。
大凡好朋友之间的谈话都会真诚相对,没有保留。在老人那一面,很想把他对中国的看法向梁晓秀表达;而在梁晓秀这一面,很想知道他对中国、对欧洲、对世界的看法,同时也想向他表达她对中国、欧洲和世界的看法。经过多次交谈后,双方都发现这种交谈很有意义。于是,他们在轻松的气氛下,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交谈了60多次。
中国经济问题,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。
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,尼尔斯为此感到高兴。他认为,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,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重新划分。
梁晓秀首先从欧洲出现的“中国热”入手,向尼尔斯提出一个问题:
“进入21世纪以来,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,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。没有这个前提,在欧洲也不会出现‘中国热’现象。”
尼尔斯坦言相告:“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羡慕,也很嫉妒。其实,欧洲人的心态很复杂: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,另一方面欧洲正在渐渐失去经济上的优势: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欧洲的差距。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,对欧洲人来说,是一个谜团,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世纪课题。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经济做出过各种预测,其中大部分是不准确的,有误差的。”
梁晓秀也说了心里话:“你说的没错。现在的问题是,中国的经济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高速发展多少年?欧美国家对此似乎很关心,有不少经济学家、政治家纷纷发表看法,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。有的认为,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发展下去;有的则认为,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。你的看法是什么?”
“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,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高速发展下去,至少在未来20-30年不会有明显的变化。”
“根据是什么?”
“市场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。中国将来即使遭到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反倾销的抵制和制约,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巨大市场发展经济。你知道,我是瑞典人。瑞典的工业高度发达,但瑞典总人口只有800多万,市场十分有限,只能发展外向型经济。所以,瑞典一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,拓展海外市场,维持瑞典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质量。丹麦、芬兰、挪威这些北欧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,也就是市场有限。比利时也一样。1000万人口能有多大市场呢?你曾抱怨说,比利时的商场周日和节假日都关门;而事实上即使商场开门也没有多少人光顾。这就是市场规模问题。几乎全欧洲重要的企业都到中国投资办厂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。”
梁晓秀认为老人的说法有道理。
老人说:“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。欧洲的市场趋于饱和,欧洲只能寻找海外市场。那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,为了什么?就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。中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,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会在制造业大显身手。至于说,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,欧美企业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,如越南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突尼斯、土耳其等国家,最终取代中国制造业的地位,这只是表面现象。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取代不了的。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市场现在还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;另一方面,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在13亿人口的内部巨型市场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“再看世界市场。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。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这块蛋糕。长期以来,欧美发达国家吃得多;现在中国的经济赶了上来,自然分吃的份额就在加大。占领市场份额的多少,取决于人的智慧、勤劳、干劲,而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。话句话说,世界市场还有空间,中国还能挖掘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。”
“你的比喻很形象,” 梁晓秀说,“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,这个比喻非常形象。占领这个市场或分吃这块蛋糕,需要思维敏捷、手疾眼快。蛋糕本身就那么大,中国人吃得多,别人就吃得少了。这就会产生矛盾、产生摩擦,甚至导致冲突。过去中国实在是太贫穷、太落后了,所以吃得很少;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,要夺回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,这也算公平吧。何况,中国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完全夺回来。世界市场总不能永远由欧美来垄断吧?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‘世道轮回’,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?”
老人作了结论性的表态:“总之,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。中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,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梁晓秀说:“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赶上或超过欧美,不仅在经济总量上,而且在人均收入上,但还需要80-100年时间。”
老人点上一支烟,吸了一口后说:“你有没有发现,这个赶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吗?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了: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,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,是信息和知识一日千里的时代,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们的想象。梁小姐,你的估计过于保守了。我不同意这个时间表。在经济总量上,在2019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。”
“但愿如此。”梁晓秀接着追问了一句,“可是,我们不能忽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。”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”尼尔斯接过话茬说,“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,中国不会偏离这个正确的发展轨道。无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多么严峻,中国人都能应对自如,因为中华民族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企及的。”
梁晓秀发表了长篇大论:
“我觉得你的观点过于乐观。我是中国人,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特别复杂,有许多不确定因素,有许多事情看不明白,搞不清楚。比如说,中国的外部因素:欧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,他们会挖空心思、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,他们会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和陷阱;倘若他们的目的还不能得逞,他们会暂时牺牲各自的利益,不惜在经济上联手打压中国,甚至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。总之,他们的目的很明确:把中国打回原点。
“在当今世界,经济因素决定政治、外交、军事、文化等各种因素。中国经济的崛起,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。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。所以,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。他们会谋划、会聚集力量、会采取措施。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。
“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: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,但还不够成熟,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。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,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。这不是耸人听闻,这是严峻的现实。比如,中国的环境问题,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。中国的城乡差距、贫富差距还很大;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险、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。
“基于以上两点考虑,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。你说,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。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,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。这就好比赛车比赛,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,你停下车来修车,等你修好车,再开上跑道时,对手已经到达终点。”
尼尔斯听到这番话,来了劲儿,他说:“梁小姐,很遗憾,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,即中国的内部因素。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——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——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,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,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,处理起来比较容易。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。
“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,我的看法是: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,西方只能妥协、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,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。但是,西方的忍让、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: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,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──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。说得更明白一点,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,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,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,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。以中国人的智慧,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,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。采取极端手段,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,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我想,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。”
梁晓秀说:“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。我们不是决策者,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。尼尔斯,有时我也想: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?”
尼尔斯则说:“我倒不这样想。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。倘若没有人思考,人类怎么能进步呢?”
老人的反问,给梁晓秀很大信心,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。
1990年,梁晓秀在斯德哥尔摩餐馆与瑞典人尼尔斯结识,他后来成为梁晓秀在欧洲的一个知己。
在欧洲,人们对瑞典人的评价不一,有人说瑞典人十分冷漠,沉默寡言,不喜欢与人来往;也有人说瑞典人心地善良,为人朴实。梁晓秀认为,从人的本性看,不论是哪个国家、哪个种族的人,都有善良、天真或阴险、奸诈的一面。
瑞典人尼尔斯与众不同,完全超越了欧洲人的思维模式,给她留下深刻印象。
在20多年时间里,他们交谈无数次,梁晓秀对欧洲和欧洲人有了更深刻进的认识。尼尔斯于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中国上海,父亲是瑞典商人。他在上海读书,直到十几岁才返回瑞典。早在1965年,作为瑞典商人,他就开始定期往返于中国和瑞典之间,到中国的次数不计其数。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超过一般欧洲汉学家,可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。
尼尔斯十分友善,在他身上几乎体现了中国人的所有美德:热情,友善,好客,谦虚,幽默。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,让梁晓秀感到惊讶。每当谈到中国时,他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,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。在他看来,中国就是好,无论从哪方面看,中国都是好样的。他的中国情结之深,绝对会让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国人感到汗颜。在梁晓秀看来,他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之深,把握之准确,已经超过了一般中国老百姓,更胜过那些所谓的欧洲汉学家。
尼尔斯热爱中国文化,几十年来收藏了一些中国的文物。梁晓秀在他家看过那些中国藏品: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品,还有一些中国古画赝品,如唐伯虎等人的仿制品;他藏有一些中国的青铜器,不过他说请中国上海的青铜器专家鉴定过,说都是赝品;但他的几件中国古代家具倒是真品。
起初他们之间的交谈还是泛泛的,没有过多深入的交谈;自2005年起,他们的谈话变得深入了,那时尼尔斯已经70岁了,他讲了许多肺腑之言,梁晓秀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,和他逐一探讨。
瑞典老人对中国的评价归纳起来有如下主要观点:
中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派出一兵一卒。中国在非洲、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;
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在不远的未来超过欧洲,超过美国,居世界第一位。2030年,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。
中国应该特别关注教育和医疗问题,因为教育和医疗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。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,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。
中国的腐败没什么大不了的,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那个问题。
中国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,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非常好,值得全世界学习。
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,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。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
欧美国家总是和中国谈论所谓的中国民主和人权问题。这是愚蠢的行为。
现在是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时候了。
大凡好朋友之间的谈话都会真诚相对,没有保留。在老人那一面,很想把他对中国的看法向梁晓秀表达;而在梁晓秀这一面,很想知道他对中国、对欧洲、对世界的看法,同时也想向他表达她对中国、欧洲和世界的看法。经过多次交谈后,双方都发现这种交谈很有意义。于是,他们在轻松的气氛下,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交谈了60多次。
中国经济问题,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。
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,尼尔斯为此感到高兴。他认为,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,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重新划分。
梁晓秀首先从欧洲出现的“中国热”入手,向尼尔斯提出一个问题:
“进入21世纪以来,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,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。没有这个前提,在欧洲也不会出现‘中国热’现象。”
尼尔斯坦言相告:“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羡慕,也很嫉妒。其实,欧洲人的心态很复杂: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,另一方面欧洲正在渐渐失去经济上的优势: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欧洲的差距。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,对欧洲人来说,是一个谜团,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世纪课题。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经济做出过各种预测,其中大部分是不准确的,有误差的。”
梁晓秀也说了心里话:“你说的没错。现在的问题是,中国的经济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高速发展多少年?欧美国家对此似乎很关心,有不少经济学家、政治家纷纷发表看法,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。有的认为,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发展下去;有的则认为,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。你的看法是什么?”
“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,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高速发展下去,至少在未来20-30年不会有明显的变化。”
“根据是什么?”
“市场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。中国将来即使遭到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反倾销的抵制和制约,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巨大市场发展经济。你知道,我是瑞典人。瑞典的工业高度发达,但瑞典总人口只有800多万,市场十分有限,只能发展外向型经济。所以,瑞典一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,拓展海外市场,维持瑞典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质量。丹麦、芬兰、挪威这些北欧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,也就是市场有限。比利时也一样。1000万人口能有多大市场呢?你曾抱怨说,比利时的商场周日和节假日都关门;而事实上即使商场开门也没有多少人光顾。这就是市场规模问题。几乎全欧洲重要的企业都到中国投资办厂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。”
梁晓秀认为老人的说法有道理。
老人说:“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。欧洲的市场趋于饱和,欧洲只能寻找海外市场。那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,为了什么?就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。中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,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会在制造业大显身手。至于说,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,欧美企业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,如越南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突尼斯、土耳其等国家,最终取代中国制造业的地位,这只是表面现象。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取代不了的。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市场现在还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;另一方面,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在13亿人口的内部巨型市场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“再看世界市场。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。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这块蛋糕。长期以来,欧美发达国家吃得多;现在中国的经济赶了上来,自然分吃的份额就在加大。占领市场份额的多少,取决于人的智慧、勤劳、干劲,而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。话句话说,世界市场还有空间,中国还能挖掘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。”
“你的比喻很形象,” 梁晓秀说,“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,这个比喻非常形象。占领这个市场或分吃这块蛋糕,需要思维敏捷、手疾眼快。蛋糕本身就那么大,中国人吃得多,别人就吃得少了。这就会产生矛盾、产生摩擦,甚至导致冲突。过去中国实在是太贫穷、太落后了,所以吃得很少;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,要夺回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,这也算公平吧。何况,中国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完全夺回来。世界市场总不能永远由欧美来垄断吧?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‘世道轮回’,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?”
老人作了结论性的表态:“总之,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。中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,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梁晓秀说:“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赶上或超过欧美,不仅在经济总量上,而且在人均收入上,但还需要80-100年时间。”
老人点上一支烟,吸了一口后说:“你有没有发现,这个赶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吗?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了: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,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,是信息和知识一日千里的时代,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们的想象。梁小姐,你的估计过于保守了。我不同意这个时间表。在经济总量上,在2019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。”
“但愿如此。”梁晓秀接着追问了一句,“可是,我们不能忽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。”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”尼尔斯接过话茬说,“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,中国不会偏离这个正确的发展轨道。无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多么严峻,中国人都能应对自如,因为中华民族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企及的。”
梁晓秀发表了长篇大论:
“我觉得你的观点过于乐观。我是中国人,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特别复杂,有许多不确定因素,有许多事情看不明白,搞不清楚。比如说,中国的外部因素:欧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,他们会挖空心思、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,他们会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和陷阱;倘若他们的目的还不能得逞,他们会暂时牺牲各自的利益,不惜在经济上联手打压中国,甚至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。总之,他们的目的很明确:把中国打回原点。
“在当今世界,经济因素决定政治、外交、军事、文化等各种因素。中国经济的崛起,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。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。所以,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。他们会谋划、会聚集力量、会采取措施。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。
“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: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,但还不够成熟,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。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,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。这不是耸人听闻,这是严峻的现实。比如,中国的环境问题,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。中国的城乡差距、贫富差距还很大;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险、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。
“基于以上两点考虑,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。你说,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。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,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。这就好比赛车比赛,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,你停下车来修车,等你修好车,再开上跑道时,对手已经到达终点。”
尼尔斯听到这番话,来了劲儿,他说:“梁小姐,很遗憾,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,即中国的内部因素。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——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——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,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,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,处理起来比较容易。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。
“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,我的看法是: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,西方只能妥协、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,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。但是,西方的忍让、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: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,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──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。说得更明白一点,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,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,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,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。以中国人的智慧,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,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。采取极端手段,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,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我想,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。”
梁晓秀说:“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。我们不是决策者,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。尼尔斯,有时我也想: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?”
尼尔斯则说:“我倒不这样想。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。倘若没有人思考,人类怎么能进步呢?”
老人的反问,给梁晓秀很大信心,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