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81【民族品牌之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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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春节过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，中央再次强调改革、发展和稳定：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，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，发展与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，保持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的必要条件。
今年高考的时事政治，应该可能会考到这段话。
宋维扬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，新闻联播的时政要闻必看，就算当天错过了，第二天也会买报纸补上。重生虽然重生了，大方向清楚，但许多细节早已遗忘，他必须坚持看新闻读报纸。
中央的会议结束没多久，宋维扬便明显感觉到地方风气的变化。
关于兼并茶叶厂的谈判突然加快速度，政府和国企方面咬死不松口的茶场，一下子就愿意全部出让了。不仅如此，茶场周围的数百亩山林，政府还打算以15元每亩的价格，租给罐头厂长达30年之久，只要不放火烧山、挖洞开矿，宋维扬想在山上干什么都可以。
范正阳本来就属于改革积极派，现在没了束缚，立即放开手脚想要大干一场。
黄市长在省里的老领导，也从改革保守派慢慢脱掉“保守”二字——主要是正在实行税制改革，地方政府突然财政窘迫，恨不得把地方国企的烂摊子全甩掉，亏损企业全部卖完了才开心。这样既能摆脱财政包袱，又属于响应中央号召的政治正确。
虽然宋维扬没有让郑学红冒充台商搞合资，这个做法有点出乎黄市长意外，两人之间也没有再直接联系。但就在4月初，黄市长突然牵线搭桥，主动给罐头厂送来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。
不知何时，黄市长已经把银行系统拉到他那边，范正阳败退得有点迅猛。
宋维扬拿到这3000万贷款，居然不知道该怎么用……
又是一个周末，杨信突然找到宋维扬：“董事长，不如我们也做保健品吧！弄一个配方，把这3000万全部用来打广告，一年有可能纯利润就破亿。”
宋维扬翻了翻白眼：“别把喜丰的牌子搞坏了。”
杨信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不用喜丰的商标，另开公司，弄一个新品牌。卖保健品太赚了，跟捡钱一样，不做保健品总感觉亏得慌。”
“保健品市场虽然满地黄金，但沾着毒药，”宋维扬劝说道，“而且，现在是公司起步发展阶段，我们必须专注于食品饮料市场。搞多元化经营可以，但得做大以后，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了。”
杨信见宋维扬主意已定，只能叹气说：“唉，放在地上的钱都不捡啊，太可惜了。”
杨信有这种想法很正常，因为今年中国的保健品行业突然大爆发，但凡有钱的公司，要么做保健品，要么搞房地产。
由于巴统组织解散，西方向中国出口电脑的禁令失效，中国的诸多计算机企业全部凉了。包括辉煌一时联想公司，现在也是举步维艰，柳总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搞股份制改革。
而靠卖电脑汉卡发家的史育柱，也感觉生意做不下去。他去年建造巨人大厦，靠卖楼花在港城卷了一个多亿，竟然拿着这些钱全部投入保健品行业。
史育柱宣布将斥资5个亿，在一年内推出上百种保健品。他亲自挂帅，成立三大战役指挥部，下设华中、华南、华北等八大方面军，下辖的30多家分公司改为军、师，各级总经理改为“方面军司令员”、“军长”和“师长”，预计投入数十万人进行军团作战。
三株口服液和奉天飞龙也在疯狂扩张，三株的广告甚至打到了西康省，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“三株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”和“三株振兴民族工业”等标语。
三株还开创了“专家义诊”模式，聘请医生到农村义诊，请不到医生就随便让人穿白大褂冒充。由于中国已经有20多年没出现医疗机构下乡的情况，每到一地，农民们都疯狂来看病。而义诊的结果，往往是全村老少都有肠胃病，必须掏钱喝三株口服液才能治愈。
靠着这种歪门邪道，三株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就从1亿销售额直接猛增至20亿元。
现在整个中国市场都被保健品搞疯了，三株口服液、奉天飞龙、中华鳖精、太阳神、红桃K……还有史育柱即将推出的脑黄金，简直是群魔乱舞。
别说杨信想要去保健品市场掺一脚，就连吊打可口可乐的健力宝，都在往保健品靠拢——健力宝已经乱了阵脚，被保健品逼得销量有所下滑，于是开始宣传健力宝也有保健功能。
乐百氏也来凑热闹，从“马家军”那里买来“生命核能”配方，就跟去年的“马家军”教练宣传的“中华鳖精”一样，一举打响名气，销量逆天。
看着生命核能和中华鳖精疯狂卷钱，临州的一家保健品公司眼红了，居然直接把“马家军”注册为商标。马骏仁见到“马家军”牌保健品畅销，立即把这家公司告上法院，而对方的辩诉理由是：我们公司的几位领导，不是姓马就是属马，要么长得像匹马，为什么不能叫“马家军”？
中国似乎进入了全民保健时代！
真的，如果同意杨信的建议，在这个时候投身保健品行业，以宋维扬的营销手段，纯利润有可能半年就破亿，到明年做到30亿的销售额都有可能。
但有意思吗？
上面说的那些保健品公司，十年之后还剩几家？也就一两家在苟延残喘而已（脑黄金不是脑白金）。
反观做饮料的，除了健力宝生不逢时、旭日升自己作死，哇哈哈可是越做越大。
嗯，还有个天府可乐，那是被美国佬坑死的。
曾经的国宴饮料啊，天府可乐一度占有中国可乐市场份额的75%，吊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。下属灌装厂就有100多个，还在莫斯科有灌装厂，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销售公司，日苯企业主动寻求代理权，仅1988年就上税6000多万。
天府可乐是怎么死的？
这年头流行搞中外合资嘛，于是就在今年，1994年，天府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了。
百事可乐一入股，立即雪藏“天府可乐”这个品牌，天府可乐在中国市场瞬间消失，全部变成了百事可乐。
这样的例子太多，比如“美加净”，中国最大的家化品牌，曾生产中国第一瓶摩丝、第一支防晒霜、第一支护手霜，牙膏出口量占全国总额的70%。四年前，美国庄臣和美加净合资，很快雪藏“美加净”这块牌子，只用两年时间，美加净的销量就从3亿元降到600万。
还有雪花，还有香雪海，当年响当当的民族品牌，全都是这样被弄死的。
多年以后，天府可乐、美加净、香雪海重出江湖，但已经只能卖情怀，90后的新一代根本就没听说过。
这些企业，其实都盈利极佳，为什么非要搞合资呢？
往往是地方政府牵头的，理由是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。事实恰好相反，技术和经验都没引进来，反而把自己给搞丢了。
雪花和水仙都是被美国惠而浦搞死的，其中有个故事让人很绝望：水仙的滚筒洗衣机经常玻璃罩破碎，中方基层员工汇报说，这种损坏是物流工人暴力操作导致，只需在包装箱里多加一层2块钱的海绵即可解决。但美方人员却不认可，需要通过研发和产品部门多次试验，来重新检验洗衣机的产品质量，光是上报、研发和讨论就用了好几年时间，最后发现果然是物流工人搞的事，而那个时候牌子都毁掉了。
国际先进经验没见着，美国的大公司病倒是深刻认识了。
“既然不搞保健品，这3000万贷款准备用来做什么？”杨信忍不住问道。他是总经理，职责在身，必须问个清楚。
宋维扬笑道：“去一趟鲁省，买一家工厂，作为生产冰红茶的分基地。”
杨信问：“为什么非要去鲁省？”
宋维扬解释说：“全都在西康生产，运输费用太高了。在鲁省建新厂，可以辐射整个东北、华北、华中和华东，船运和铁路运输都很便利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是鲁省那边有个市的领导外号叫做‘陈卖光’。”
“陈卖光我知道，找他买厂子，确实很方便。”杨信笑着说。
“陈卖光”从1992年就开始卖企业，是真正的改革先驱，当时轰动全国，甚至传到了港城，“陈卖光”这个外号就是港城媒体给起的。
而且，他不是随便乱卖，只把国企卖给内部职工，搞的是“股份合作制”。几年时间，那座县级市的生产总值就翻了接近五倍，可谓相当成功。
当然，这些被内部职工买下的企业也有搞得不好的，宋维志只是过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接收一家饮料灌装厂——主要不是买工厂，而是看好那里的政策，政策环境在90年代比什么都重要。
在春节过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，中央再次强调改革、发展和稳定：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，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，发展与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，保持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的必要条件。
今年高考的时事政治，应该可能会考到这段话。
宋维扬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，新闻联播的时政要闻必看，就算当天错过了，第二天也会买报纸补上。重生虽然重生了，大方向清楚，但许多细节早已遗忘，他必须坚持看新闻读报纸。
中央的会议结束没多久，宋维扬便明显感觉到地方风气的变化。
关于兼并茶叶厂的谈判突然加快速度，政府和国企方面咬死不松口的茶场，一下子就愿意全部出让了。不仅如此，茶场周围的数百亩山林，政府还打算以15元每亩的价格，租给罐头厂长达30年之久，只要不放火烧山、挖洞开矿，宋维扬想在山上干什么都可以。
范正阳本来就属于改革积极派，现在没了束缚，立即放开手脚想要大干一场。
黄市长在省里的老领导，也从改革保守派慢慢脱掉“保守”二字——主要是正在实行税制改革，地方政府突然财政窘迫，恨不得把地方国企的烂摊子全甩掉，亏损企业全部卖完了才开心。这样既能摆脱财政包袱，又属于响应中央号召的政治正确。
虽然宋维扬没有让郑学红冒充台商搞合资，这个做法有点出乎黄市长意外，两人之间也没有再直接联系。但就在4月初，黄市长突然牵线搭桥，主动给罐头厂送来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。
不知何时，黄市长已经把银行系统拉到他那边，范正阳败退得有点迅猛。
宋维扬拿到这3000万贷款，居然不知道该怎么用……
又是一个周末，杨信突然找到宋维扬：“董事长，不如我们也做保健品吧！弄一个配方，把这3000万全部用来打广告，一年有可能纯利润就破亿。”
宋维扬翻了翻白眼：“别把喜丰的牌子搞坏了。”
杨信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不用喜丰的商标，另开公司，弄一个新品牌。卖保健品太赚了，跟捡钱一样，不做保健品总感觉亏得慌。”
“保健品市场虽然满地黄金，但沾着毒药，”宋维扬劝说道，“而且，现在是公司起步发展阶段，我们必须专注于食品饮料市场。搞多元化经营可以，但得做大以后，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了。”
杨信见宋维扬主意已定，只能叹气说：“唉，放在地上的钱都不捡啊，太可惜了。”
杨信有这种想法很正常，因为今年中国的保健品行业突然大爆发，但凡有钱的公司，要么做保健品，要么搞房地产。
由于巴统组织解散，西方向中国出口电脑的禁令失效，中国的诸多计算机企业全部凉了。包括辉煌一时联想公司，现在也是举步维艰，柳总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搞股份制改革。
而靠卖电脑汉卡发家的史育柱，也感觉生意做不下去。他去年建造巨人大厦，靠卖楼花在港城卷了一个多亿，竟然拿着这些钱全部投入保健品行业。
史育柱宣布将斥资5个亿，在一年内推出上百种保健品。他亲自挂帅，成立三大战役指挥部，下设华中、华南、华北等八大方面军，下辖的30多家分公司改为军、师，各级总经理改为“方面军司令员”、“军长”和“师长”，预计投入数十万人进行军团作战。
三株口服液和奉天飞龙也在疯狂扩张，三株的广告甚至打到了西康省，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“三株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”和“三株振兴民族工业”等标语。
三株还开创了“专家义诊”模式，聘请医生到农村义诊，请不到医生就随便让人穿白大褂冒充。由于中国已经有20多年没出现医疗机构下乡的情况，每到一地，农民们都疯狂来看病。而义诊的结果，往往是全村老少都有肠胃病，必须掏钱喝三株口服液才能治愈。
靠着这种歪门邪道，三株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就从1亿销售额直接猛增至20亿元。
现在整个中国市场都被保健品搞疯了，三株口服液、奉天飞龙、中华鳖精、太阳神、红桃K……还有史育柱即将推出的脑黄金，简直是群魔乱舞。
别说杨信想要去保健品市场掺一脚，就连吊打可口可乐的健力宝，都在往保健品靠拢——健力宝已经乱了阵脚，被保健品逼得销量有所下滑，于是开始宣传健力宝也有保健功能。
乐百氏也来凑热闹，从“马家军”那里买来“生命核能”配方，就跟去年的“马家军”教练宣传的“中华鳖精”一样，一举打响名气，销量逆天。
看着生命核能和中华鳖精疯狂卷钱，临州的一家保健品公司眼红了，居然直接把“马家军”注册为商标。马骏仁见到“马家军”牌保健品畅销，立即把这家公司告上法院，而对方的辩诉理由是：我们公司的几位领导，不是姓马就是属马，要么长得像匹马，为什么不能叫“马家军”？
中国似乎进入了全民保健时代！
真的，如果同意杨信的建议，在这个时候投身保健品行业，以宋维扬的营销手段，纯利润有可能半年就破亿，到明年做到30亿的销售额都有可能。
但有意思吗？
上面说的那些保健品公司，十年之后还剩几家？也就一两家在苟延残喘而已（脑黄金不是脑白金）。
反观做饮料的，除了健力宝生不逢时、旭日升自己作死，哇哈哈可是越做越大。
嗯，还有个天府可乐，那是被美国佬坑死的。
曾经的国宴饮料啊，天府可乐一度占有中国可乐市场份额的75%，吊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。下属灌装厂就有100多个，还在莫斯科有灌装厂，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销售公司，日苯企业主动寻求代理权，仅1988年就上税6000多万。
天府可乐是怎么死的？
这年头流行搞中外合资嘛，于是就在今年，1994年，天府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了。
百事可乐一入股，立即雪藏“天府可乐”这个品牌，天府可乐在中国市场瞬间消失，全部变成了百事可乐。
这样的例子太多，比如“美加净”，中国最大的家化品牌，曾生产中国第一瓶摩丝、第一支防晒霜、第一支护手霜，牙膏出口量占全国总额的70%。四年前，美国庄臣和美加净合资，很快雪藏“美加净”这块牌子，只用两年时间，美加净的销量就从3亿元降到600万。
还有雪花，还有香雪海，当年响当当的民族品牌，全都是这样被弄死的。
多年以后，天府可乐、美加净、香雪海重出江湖，但已经只能卖情怀，90后的新一代根本就没听说过。
这些企业，其实都盈利极佳，为什么非要搞合资呢？
往往是地方政府牵头的，理由是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。事实恰好相反，技术和经验都没引进来，反而把自己给搞丢了。
雪花和水仙都是被美国惠而浦搞死的，其中有个故事让人很绝望：水仙的滚筒洗衣机经常玻璃罩破碎，中方基层员工汇报说，这种损坏是物流工人暴力操作导致，只需在包装箱里多加一层2块钱的海绵即可解决。但美方人员却不认可，需要通过研发和产品部门多次试验，来重新检验洗衣机的产品质量，光是上报、研发和讨论就用了好几年时间，最后发现果然是物流工人搞的事，而那个时候牌子都毁掉了。
国际先进经验没见着，美国的大公司病倒是深刻认识了。
“既然不搞保健品，这3000万贷款准备用来做什么？”杨信忍不住问道。他是总经理，职责在身，必须问个清楚。
宋维扬笑道：“去一趟鲁省，买一家工厂，作为生产冰红茶的分基地。”
杨信问：“为什么非要去鲁省？”
宋维扬解释说：“全都在西康生产，运输费用太高了。在鲁省建新厂，可以辐射整个东北、华北、华中和华东，船运和铁路运输都很便利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是鲁省那边有个市的领导外号叫做‘陈卖光’。”
“陈卖光我知道，找他买厂子，确实很方便。”杨信笑着说。
“陈卖光”从1992年就开始卖企业，是真正的改革先驱，当时轰动全国，甚至传到了港城，“陈卖光”这个外号就是港城媒体给起的。
而且，他不是随便乱卖，只把国企卖给内部职工，搞的是“股份合作制”。几年时间，那座县级市的生产总值就翻了接近五倍，可谓相当成功。
当然，这些被内部职工买下的企业也有搞得不好的，宋维志只是过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接收一家饮料灌装厂——主要不是买工厂，而是看好那里的政策，政策环境在90年代比什么都重要。